乌鲁木齐村民农田受污染状告不成 只因自己是半黑户象牙树

乌鲁木齐村民农田受污染状告不成 只因自己是半黑户

图为：56岁的万新荣因自己家耕地，受附近工厂的污染无法种植。将厂子起诉至法院，因水稻实验站唯一的一枚公章无法证明万世荣自家耕地的合法性，而无法得到应有赔偿。

水稻实验站的问题由来已久，往日辉煌的水稻实验站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仅仅只是个名字。

万新荣的家位于现米东区长山子镇吴家梁村内，家中耕种了50多年的10亩土地位于吴家梁村与马场湖村的交界处，耕地两旁建有两座瓷砖厂，由于受瓷砖厂散发出的粉尘污染，他家的耕地已成为无法耕种的荒地。

为弥补这一损失，万新荣将离家最近的中特瓷砖厂诉至米东区人民法院。就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要求万新荣提供这10亩土地的使用证明。

“法官希望我能提供相关部门开具的土地使用证，可我们没有村委会，没人能给我开具法院承认的证明。”万新荣说，他找过周边村子的村委会，但得到的答复均为“你不是我们的村民，没法为你提供证明”，作为靠土地为生的农民眼看着自家耕地被荒废，他感到既心疼又焦急。同样，农户冶春林家的10亩耕地也在饱受着瓷砖厂的粉尘污染。

万新荣和冶春林的遭遇并非个例，在吴家梁村像他们这样处于无人管理的农户共有40余户、230余人，他们这些不归任何一个村花叶球兰委会管理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都需要自行解决，他们无法享受到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甚至连子女就业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一切要从50多年前，当地建设的“米泉县水稻实验站”（以下简称“实验站”）说起。

冶春林告诉记者，1958年冬季，尚属昌吉州管辖的米泉县长山子镇吴家梁村（现米东区）成立了“实验站”，主要从事水稻培育和种植的科研工作，而该实验站的科研工作与行政工作则分属于自蒲桃治区农科院和原米泉县人民政府管理，“但随着国家实行承包到户制度后，实验站也逐步走向衰败，我们这些协助实验站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民，因为没有村落接收而成为‘半黑户’”。

“半黑户”的身份让这些农户感到了生活的极大不便。“就拿贷款来说，由于我们不归属任何村子管理，没有村委会愿意给我们做贷款担保，所以信用社不给我们贷款，我们也没办法。”54岁的农户陈长恩说，华火绒草虽然当地信用社了解他们的情况，每年都会贷款给他们，可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只要有一位水稻实验站的农户无法正常还贷，其他农户就全都无法再申请贷款。

“从实验站建成到现在都过去几十年前了，人口也从原来的不足百人发展到现在的230余人，但耕种土地的总面积依然是实验站成立时的440亩，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长恩说，其他村子里的农户子女在成年后，村里都会分给土地进行耕种，但“村中村”的农户因为身份无归属，子女成年后要么进城打工，要么守着家中那块养育了3代人的10亩土地过活。“我就跟儿子说，别的村的娃长大了不上学，还有地可以种，你长大了，只能好好学习，咱们实验站跟别的村不一样，没有你们这些娃娃的地。”他说。{Npage}

没有身份归属的事实，还影响着冶春林、张应智等40余户农民享受国家各种支农惠农政策的权益。当他们居住的村庄享受国家的“村村通”惠农工程时，其居住的“村中村”则会被刻意避开，万般无奈的他们只能四处奔走，待筹齐资金后自行铺设家门前的道路。

陈长恩说：“旁边吴家梁村铺路那年，我曾作为实验站的40余户农户代表与吴家梁村委会协调，希望他们能将我们居住的片区道路也一并铺了。

陈长恩告诉记者，他们就居住在吴家梁村的村中央，按理说吴家梁村修路应把他们居住的片区路段一并铺了，“可人家说我们不属于他们村，铺路可以得我们自己筹钱，最终村民联合起来找了原先管理他们的自治区农科院，筹集了一笔资金，将家门前的路铺设完整。”

除了无法享受“村村通”工程外，他们也无法正常享受国家对农村公共设施的其他改造政策，其中就包括国家给予农民的农机农具补贴。

“别的村狭叶葡萄子用于灌溉的水井已经打了100多米深，而我们这里还在沿用上世纪70年代打出的水井，几十年过去了，井里的水位下降了很多，根本无法满足农田的正常灌溉，跟别的村比起来，我们村的粮食减产已经开始慢慢显现。”75岁的农户张应智说，大家也曾向当地政府，以及管理过实验站科研工作的自治区农科院申请打井事宜，但由于打井的费用过高，这笔钱一直都没有申请下来。

张应智说，诸如此类，因为无人管理造成的困扰还有很多，他们无法一一列举。

“我们在派出所有户籍，但还是像个没娘的孩子。”这是记者从农户们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话，他们对自己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感到焦急和无奈。

村民冶春林说，曾经，实验站也很辉煌，上世纪80年代初，实验站因为研制出不少水稻新品种，而在全疆名声大噪，实验站的技术员也前往全疆各地进行技术指导。

作为实验站曾经的一家管理单位，自治区农科院尽管早已结束了“米泉县水稻实验站”的科研工作，但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在试图移交管理工作。

自治区农科院副院长铁木尔·吐尔逊表示，自治区农科院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手了实验站的部分工作，但只负责管理实验站的科研工作，行政管理工作依然是由米泉县管理的，技术人员负责科研，农户们则是协助技术人员进行水稻种植。

“那个实验站是新疆成立的第一家水稻实验站，2000年以前全疆种植的水稻品种都是从那里研制出来的。”铁木尔·吐尔逊说，该站为新疆的水稻发展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随着诸多外围因素，实验站渐渐走向衰败，而农科院也将水稻实验站转移至了温宿县。

“当我们在温宿县重新开辟了水稻实验站后，将原实验站的技术人员进行逐步转移，而当地的农户则未进行安置，因为我们没有权力，随即与当地政府协商移交问题。”铁木尔·吐尔逊说，但当时的米泉县人民政府要求，自治区农科院需持上级单位的文件批示方能接收。

尽管自治区农科院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过多家上级单位，但这一纸批示迟迟未能下发，由于不能眼看着40余户曾经为实验站出过力的农户生活受困，他们只能尽自己所有能帮助农户解决问题，但自治区农科院表示不会放弃解决农户们的移交问题。